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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資本缺乏耐心，其心理與散戶無異，文化公司需面對定期業績的壓力，從而不得不逐漸摒棄對文化屬性的追求，謀取資本的垂青；放棄了文化屬性，文化企業也就失去了持續發展的能力，最終會被資本拋棄。這是文化遇到資本時的尷尬。 　　2012年2月28日，文化部發布了《文化部“十二五”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》明確提出，“十二五”期間，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現價增速超過20%，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，實現倍增的奮斗目標。 　　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39.8萬億元，按年均增速7%核算，2015年的GDP總量達55.8萬億元。一般來說，“支柱性產業”增加值需占GDP比重的5%以上。按此測算，根據文化部出臺的計劃，2015年中國文化產業增加值至少需要達到2.79萬億元以上。 　　如此巨大的預期增長，在資本市場看來，其意味著政府將出臺各類支持文化產業的優惠政策，逐利而動的資本自然是全力追逐。于是，截至2011年底，與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基金數量達到100余支，募集資金總量達1300億元。 　　大量資金快速涌入文化市場，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無疑是利好信號。然而，文化產業的文化屬性與資本的營利性天然存在矛盾。當資本大量快速涌入時，文化產業面臨的是，如何實現文化精神與商業精神的融合。如果不能找到恰當方式，無論資本能否贏得金銀滿缽，文化產業都將可能失去其文化屬性，并失去資本的青睞。 　　文化的良機與憂慮 　　一直以來，中國的文化產業都處于市場化程度偏低、管制偏多的狀態，其不僅抑制了文化產業的發展，也未能滿足社會正常的文化消費需求，而隨著經濟發展的推進，這部分未能滿足的文化消費需求將會不斷提升。因而，從需求的角度來看，文化產業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當政策的東風吹起時，文化產業自然就成為了資本的投資方向。相應的，資本的這種預期和注入也將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推力。 　　因而可以說，當下資本與文化的相遇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和創造了良機。然而，能否把握將良機轉換為文化產業的良序發展，文化產業卻充滿了憂慮。 　　資本的天性是急功近利，追求的是短時間、高收益。文化的天性——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說是，“透出人心”（梁漱溟《中國建國之路》），其最為忌諱的恰恰是“急功近利”，好的文化項目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。一個成功的文化產品固然能夠為資本帶來巨大的爆發式利潤增長，但在取得成功之前，需要資金的持續投入，更需要投資者和運營者懂得文化，懂得持續發展，愿意長期浸潤在文化中，將打造文化精品的愿望優先于謀取暴利。 　　然而現實的情況是，涌入文化領域的投資者普遍懷著淘金的情懷，高盈利是他們的首要選擇。因而，很多文化公司面對的不僅是資本的快速注入，還有高回報壓力。 　　以股權投資為例，一般來說，當風險投資對企業投入一定資金后，其會占有相應的股份。為了確保資本回報，投資者會與創業團隊簽署對賭協議，要求企業每年盈利需達到一定數額，如果企業不能實現定期業績，風投所占的股份比重就會上升，直至獲得企業的控股權。 　　在定期業績的壓力之下，文化企業不可能以厚積薄發、精雕細琢、打造文化精品來作為發展目標，只能以快速發展、做大企業、盡早上市，以便贏得更好的投資方來接盤作為企業目標。為此，很多文化企業不得不放棄其產品的文化屬性，而單純以商業性來打造產品。 　　結果，在文化產業領域內，一方面，最能獲得資本注入的仍然是電影、出版發行、演出等商業模式已然成熟清晰的企業；另一方面，為了獲得資金的注入，新成立的文化企業會紛紛按照風險投資的偏好來組建企業團隊、構建企業理念。這是文化與資本相遇時最容易出現的結果，而這一結果的最終結局是，文化企業因喪失了文化屬性而被市場淘汰，被資本拋棄。 　　資本的謹慎與茫然 　　2005年，國務院推出了《國務院關于非公資本進入文化產業若干決定》，2006年又先后出臺了《國家“十一五”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》和《關于鼓勵和支持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若干政策》。因而，單純從政策層面看，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始于2005年，并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。 　　然而，政策與現實從來都是兩回事。面對開放的文化產業，資本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劣化。以動漫產業為例，為了解決很多動漫企業輕資產，盈利難的問題，政府號召各地建設動漫產業園，給予動漫企業減免房租等優惠。但是，這些產業政策在實施中卻演變成了圈地運動。至于政府為了鼓勵國產動畫片的播出所出臺相關補貼政策，則成為了國有電視臺的尋租手段。 　　另外，文化產業發展雖然開始于2005年，但直至目前，很多文化企業仍處于改制當中，尤其是國有文化企業和文化事業單位，它們的改制才剛剛開始。對于改制的企業而言，一則，它們需要資本的投入；二則，它們缺乏吸引資本的盈利能力；三則，它們擁有資本關注的政府和社會資源。 　　由此，無論是面對各類政策的出臺，還是面對改制企業，資本的投入都是慎之又慎。而與這種謹慎并存的則是資本對進入時機和投資范圍的茫然。 　　文化產業的本質是為消費者提供文化消費，因而其發展的前提是了解、挖掘和拓展消費者的文化需求。但是，長期為國有資本所扶持，文化企業已然習慣了以政府為導向，如何適應市場是文化企業需要越過的壁壘。這一壁壘也影響著資本對進入時機的判斷。因為這一壁壘的存在造成了資本對企業盈利能力的顧慮。 　　而較之對盈利能力的顧慮，資本還茫然于其可以進入的范圍。資本從來缺乏耐心，投資者的心理與股市散戶無異。然而，投資者也非常清楚文化企業在短期內很難催熟，因而，并不是所有的投資者都缺乏長期持續投入的計劃和預期，問題是，這一計劃和預期取決于投資者對資金注入范圍的了解。 　　文化領域存在文化產業和文化建設兩個范圍，前者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行為，后者是以豐富社會文化為目標的公益事業。目前，文化產業政策對于這兩個范圍的界定非常含混，在政策扶持上，作為文化建設投資并沒有得到其應當得到的優惠和扶持。從而，資本或者不愿意進入文化建設范圍，或者會將文化建設由公益轉為商業。這種做法意味著資本會被指責過于急功近利。對此，資本自然是不能接受。因為，是政策沒有依據領域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扶持力度在先。 　　水與舟 　　對于產業發展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，資本都是助推力。但是，文化產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金融資本是水，文化產業是舟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。理性長效的投資，可以幫助文化產業做大無形資產，形成戰略優勢，實現產業鏈條的延伸升級。急功近利的投資，則會讓文化產業摒棄緩慢沉淀和精雕細琢，放棄文化屬性，最終失去文化企業的可持續。 　　畢竟，拋開繁雜的定義與瑣細的討論，文化，其實就是人的生活方式。說一個人有文化，就是說一個人有智慧而調適的生活。人類借文化解決生活中的問題，提升和深化生活的境界。因此可以說，別無離開生活而另有所謂“文化”者。將這樣的特質注入到產業，意味著文化產業必然具備投資周期長、市場不確定性大、回報風險高等特點。相應的，文化產業對資本的要求也必然是慢下來。以便文化產業揚帆起航而不是乘風破浪。問題是，資本能否慢下來？至少目前的答案不容樂觀。 　　所以，雖然文化產業借著政策的東風贏得了資本的大量涌入，但文化產業與金融資本的對接融合，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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